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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平定三藩之亂以后,中原得以休養生息,在康熙、乾隆時期形成了一個經濟復興小高潮,史稱“康乾盛世”。國家積累了財力可以進行更大規模的建設,這一時期產生了許多宏偉的離宮、園林及宗教建筑,至今仍為古代建筑遺產的重要實例。特別是宮苑建造集歷代造園經驗之大成,規模之大也是歷史上罕見的。在民間,中產階級也將園林引入宅內,形成宅園建造的高潮。清代對宗教采取普遍開放的政策,尤對藏傳佛教給予極大的重視,成為協助政府統治蒙藏的得力工具。藏傳佛教建筑具有神秘的藝術色彩,其空間布局、藝術造型、裝飾風格等方面都有創造與發展,為傳統佛教建筑增添了新的藝術營養,并為其他宗教建筑的發展提供了借鑒。

  清代的府、州、縣等地方城市基本沿用明城,數量增加不多,但規模多經改造擴展。同時,集鎮、村落的數量增加很多。城鄉居民點中的公共建筑,如書院、祠堂、旅店、飯館等有了巨大的增長。同時由于人口繁殖,用地緊張,許多地區的民居加高了層數,并逐步形成有地方特色的民居典型形制。由于商業、運輸業的發展,也促進了沿河湖交通干路附近形成新的工商業集鎮。

  清代建筑技術受木材資源日漸匱乏的影響,對傳統木構架技術進行改造,逐步增加磚石材料的應用范圍,因此在建筑外貌上亦有所改變。經濟的發展助長了享樂思想的萌發,藝術風格上的裝飾主義十分盛行,由日用生活品開始向建筑上推移,磚雕、木雕、石雕技藝在建筑上廣泛應用。

  若與明代建筑狀況相對比,可以說,清代在園林建筑、藏傳佛教建筑、民居建筑三方面有著巨大的成就。同時建筑藝術上更注意總體布局及藝術意境的發揮,尤其在建筑裝飾藝術方面更具有劃時代表現。所以清代建筑在中國建筑發展史中占有重要的繼往開來的地位,有些方面尚帶有歷史總結的性質。

道光二十年(1840年)中英鴉片戰爭爆發,清廷戰敗,割地賠款,開埠通商,結束了閉關鎖國的封建狀態。而沒落的封建經濟對傳統方式的建筑業造成極大的沖擊,強迫它面臨和接受各種新問題的挑戰,如:人口與土地的矛盾,木材資源的枯竭,官工建筑日漸萎縮,商業建筑及一些新型建筑逐步興起,西方文化的傳入,等等。這些都預示著下一步建筑領域的變革與發展。

清代北京城的改建與擴建

  順治元年(1644年)五月清軍占領北京,十月福臨即帝位,頒詔天下,建都北京。清代北京基本上繼承了明朝都城的格局,僅局部作了改造更動。其建設集中在兩方面:一是充實、調整、改造舊城;二是開發郊區。舊城改造的重要方面是撤消明代皇城。將占滿皇城北部大部分用地的明代內府二十四衙門盡皆裁撤,改為胡同民居;原皇城東南部的明代“南內”也撤消了,在其東南角建立滿族所信奉的薩滿教尊神的廟宇,稱為堂子;皇城西部西什庫一帶用地亦改為民居,從而使皇城布局有了重大的變化。此外,對內城的許多明代的衙署、府第、倉場作了調整與改建。如天安門前西側的明代五軍都督府改為民居;因在通州、張家灣建了部分糧倉,故原東城明代諸糧倉亦撤消一部分,改建為民居;王府井一帶有名的明代十王府改為賢良寺;臺基廠改為裕王府;西城太平倉改為莊王府;西城草廠改為果王府、慎郡王府等;另外還占用了一部分民居建造了雍親王府、簡親王府、和親王府、康親王府等。至乾隆年間城內王府達四十余處。同時,由于內城改為滿城,屯駐八旗衛戍官兵及家眷,漢、回市民悉數遷居外城,故迅速促進了外城的發展,形成內城東單、西四、鼓樓前大街一帶,及外城前門、菜市口、花市等處新的商業街道布局。此外,在城區內還新建了一部分寺廟,改造了天壇的規制,增建了不少戲樓、茶樓、店鋪、會館、書院等公共建筑。

  清代對都城北京規劃的重要發展,是突破明代城墻的規約,積極開拓城郊用地。除了內外城的關廂發展起來外,著重擴展西郊、南郊的城市用地。在南郊元代飛放泊的基礎上興建南苑及團河行宮,作為習武、狩獵、閱兵的離宮。康熙時開始經營西郊的園林,始建暢春園,至乾隆時又建造清漪、靜明、靜宜諸園,以及圓明園。每年帝王園居時間甚長,朝官隨班,警衛環布,成為都門之外的另一個政治中心。

清代園林的發展過程

  清代園林的發展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,即清初的恢復期、乾隆和嘉慶時代的鼎盛期、道光以后的衰頹期。清代前期經順治、康熙、雍正三朝的治理,經濟秩序基本穩定,生產發展,人口增殖,社會財富有了一定的積累,陸續開始了園林建設。此時主要是整頓了南苑及西苑,初步建筑了暢春園、圓明園及熱河避暑山莊。清初的園林皆反映出簡約質樸的藝術特色,建筑多用小青瓦,亂石墻,不施彩繪。乾隆、嘉慶近百年間,國家財力達于極盛,園林建設亦取得輝煌成就。此時除進一步改造西苑以外,還集中財力經營西郊園林及熱河避暑山莊。圓明園內新增景點四十八處,并新建長春園及綺春園,通過歐洲天主教傳教士引進了西歐巴洛克式風格的建筑,建于長春園的西北區。此時還整治了北京西郊水系,建造了清漪園這座大型的離宮苑囿,即為今日頤和園的前身。并對玉泉山靜明園、香山靜宜園進行了擴建,形成西郊三山五園的宮苑格局。乾隆時期繼續擴建熱河避暑山莊,增加景點三十六處及周圍的寺廟群,形成塞外的一處政治中心。與此同時,私家園林亦日趨成熟,基本上形成了北京、江南、珠江三角洲三個中心,尤以揚州瘦西湖私家園林最為著名。

  道光以后,國勢急轉直下,清廷已無力進行大規模的苑囿建設,僅光緒時重修了頤和園(清漪園)而已。私家園林的欣賞趣味大變,以造園、設景為主的景觀園林向生活化園林轉變,雖然私園數量仍然不少,但佳作日稀。

清代私家園林

  清代貴族、官僚、地主、富商的私家園林多集中在物資豐裕、文化發達的城市和近郊,不僅數量上大大超過明代,而且逐漸顯露出造園藝術的地方特色,形成北方、江南、嶺南三大體系。

  北方私家園林以北京最為集中,盛時城內有一定規模的宅園達一百五十處之多,著名的有恭王府萃錦園、半畝園等;城外多集中在西郊海淀一帶,著名的有一畝園、蔚秀園、淑春園、熙春園、翰林花園等,多為水景園。北方宅園因受氣候及地方材料的影響,布局多顯得封閉、內向,園林建筑亦帶有厚重、樸實、剛健之美。在構圖手法上因受皇家苑囿的儀典隆重氣氛的影響,故應用軸線構圖較多。疊山用石多為北方產的青石和北太湖石,體形渾厚、充實、剛勁。植物配置上是常綠與落葉樹種交叉配置,冬夏景觀變化較明顯。建筑用色較豐富,大部建筑繪有色彩艷麗的彩畫,以補植物環境的缺陷。

在清初的康熙、乾隆時代,江南私家園林多集中在交通發達、經濟繁盛的揚州地區,乾隆以后蘇州轉盛,無錫、松江、南京、杭州等地亦不少。如揚州瘦西湖沿岸的二十四景(實際一景即為一園),揚州城內的小盤谷、片石山房、何園、個園,蘇州的拙政園、留園、網師園,無錫的寄暢園等,都是著名的園林。江南氣候溫和濕潤,水網密布,花木生長良好等,都對園林藝術格調產生影響。江南宅園建筑輕盈空透,翼角高翹,又使用了大量花窗、月洞,空間層次變化多樣。植物配置以落葉樹為主,兼配以常綠樹,再輔以青藤、篁竹、芭蕉、葡萄等,做到四季常青,繁花翠葉,季季不同。江南疊山用石喜用太湖石與黃石兩大類,或聚壘,或散置,都能做到氣勢聯貫,可仿出峰巒、丘壑、洞窟、峭崖、曲岸、石磯諸多形態。且太湖石以其透、漏、瘦的獨特形體還可作為獨峰欣賞。建筑色彩崇尚淡雅,粉墻青瓦,赭色木構,有水墨渲染的清新格調。

  嶺南園林現在實例不多,以順德清暉園、東莞可園、番禺余蔭山房為代表。此外,福建、臺灣的一些宅園亦屬嶺南體系。因氣候炎熱,嶺南園林建筑需考慮自然通風,其通透開敞程度更勝于江南宅園。同時受西方規整式園林的影響,水體與裝修多為幾何式。建筑密度高。疊山多用皴折繁密的英石包鑲,即所謂“塑石”技法,形態自由多變。

  清代私家宅園達到了宋、明以來的最高水平,積累了豐富經驗。首先是園林規劃由住宅與園林分置逐漸向結合方向發展。在宅園內不僅可欣賞山林景色,而且可住可游,大量生活內容引入園內,提高了園林的生活享受功能。由此引發園內建筑類型及數量增多,密度增高,與宋、明以來的自然野趣欣賞性園林大為不同。其次,由于宅園盛行地區人口眾多、用地昂貴,宅園必須在較少的空間用地條件下創造更豐富的景物,因此在劃分景區或造景方面產生很多曲折、細膩的手法。如蘇州留園的入口建筑序列,網師園的環池建筑布置,都在空間上不斷追求變化,開合、收放、明暗、大小等方面交替運用,逐層轉換,以達到豐富景觀的效果。再是,清代宅園疊山中應用自然奔放的小崗平坡式的土山較少,多喜用大量疊石壘造空靈、剔透、雄奇、多變的石假山,并出現有關石山的疊造理論及流派,這方面以戈裕良所造的蘇州環秀山莊假山的藝術成就最為明顯。這時期的宅園藝術中也大量引入相關的藝術手段,巧妙地處理花街鋪地、嵌貼壁飾、門窗裝修、屋面翼角、家具陳設、聯匾字畫、橋廊小品、花臺石凳等項的藝術形式,為充分表達造園意匠開辟了更廣泛的途徑。當然,此時期由于物質享受要求深入園林創作之中,造成園林建筑過多,空間郁閉擁塞,裝飾繁華過度,形式主義地疊山壘石,不注意植物資源開發,不重視植物造景。這些缺點與不良傾向,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中國傳統山水園林意境的進一步發展與升華。

清代寺觀園林

  此類園林是附屬在佛教寺廟或道教宮觀內的小園林。清代寺觀園林可以分為三種情況。

  一種是建為附園,如北京碧云寺的水泉院、北京大覺寺的舍利塔院等皆是山水園的模式,承德普寧寺后部的佛國世界為象征式園林,承德殊象寺后部利用地形堆疊的大假山以象征五臺勝境亦為此意。另一種是寺觀園林與庭院結合,如北京白云觀后院云集山房周圍庭院,北京臥佛寺的西院,北京潭柘寺戒壇院等。還有一種是寺觀園林化,將寺觀建筑與園林融匯為一,特別是名勝風景區的寺觀莫不如此,如四川灌縣青城山古常道觀、峨眉山伏虎寺、甘肅天水玉泉觀、云南昆明太和宮等。

  此外,值得提出的是清代造園藝術對兄弟民族亦產生一定的影響。如回族的住宅中多另辟一園林式庭院,養花種樹,改善居住環境。在乾隆年間,西藏地方政府仿照漢族離宮模式在拉薩西郊開始建造羅布林卡,作為達賴喇嘛夏天居住的離宮。這是一座藏族風格的園林建筑。它的特點是沒有人工堆疊的山水地形,也沒有回環往復的廊閣劃分出的大小不同的空間環境,而更多的是布置古樹參天的林地與廣場、藏式宮殿、方整的水池等,環境幽靜而開闊。這種園林環境反映出藏族累代在大草原自由放牧,與天地為伴、與牛羊為伍的一種純樸而開放的思想情趣。 

清代民居形制分類

  中國地域遼闊,粗略統計民居形式不下四十余種。概約地劃分為七大類,即:庭院式民居、窯洞式民居、干闌式民居、氈房和帳房、藏族民居、維吾爾族民居及其他特殊類型民居。

  庭院式民居這種應用最為普遍,是漢族、回族、滿族、白族、納西族,甚至包括部分蒙古族長期采用的民居形式,有著悠久的歷史。所謂庭院式民居即是以單間組成的條狀單幢住房為基本單位(一般為三間一幢),周回布置,組成院落,成為一種室內室外共同使用的居住生活空間形態。由于氣候、傳統及風俗習慣的不同,庭院式民居在具體表現上又可分成三種,即合院式、廳井式、組群式

清代社會對民居發展的影響

  民居建筑是與社會經濟生活、政治制度、民間習俗、技術條件等最為密切相關的建筑類型。與明代相比較,清代社會確實出現了不少影響民居發展的新因素,如:民族的融合;人口迅猛增長;木材資源減少,磚材料增多;資本主義經濟萌芽;消費觀念增強;時代審美的新情趣;華僑引入西方風格;大量移民活動;新的建筑裝修材料的推廣等。以上諸點都推動了清代民居的發展變化。

  民族間的融合與文化交流,主要表現在兄弟民族大量吸收漢族文化方面。在建筑上,滿族官民很快地接受了漢族四合院形制,并影響到滿族肇興發源地的吉林。上層貴族的王府及蒙古王公府第亦采用四合院。回族民居也是接受漢族影響較大的例子,各地回居除布局較靈活外,其結構方式、開間、舉架、裝修等皆與漢族雷同。云南大理的白族民居所慣用的“三坊一照壁”及“四合五天井”形制中,可明顯地看出漢族處理院落空間的手法。在交通發達、地勢平坦地區的壯族人民亦開始脫離本民族傳統的干闌式樓居形式,而逐漸采用地居形式,一般為三間一幢,一堂兩臥,與漢族民居類似。居住在昆明一帶的漢族、彝族人民同樣采用“一顆印”式民居。海南島沿海一帶的黎族人民,放棄了本民族長期使用的船篷形的草頂落地式棚房,改用三角形屋頂構架,當地人稱之為“金字屋”的漢式房屋。甘肅南部藏族住宅采用木構或夯土民居,而放棄了傳統的石制碉房。總之,清代各民族間在民居形式上相互吸收融合,取長補短,努力發展自己的特點,形成豐富多采并有個性的民族民居。

  清代人口增長迅猛。明代歷朝的全國人口總數一直在五、六千萬之間徘徊,至乾隆初期全國人口已突破一億大關,乾隆中期達到二億,至清朝末年已增至近四億人口。但耕地面積增加不多,人民必須在有限的用地上解決居住問題,住房的密集程度明顯提高,尤其以人口麇集的南方地區及丘陵地帶的西南地區更為明顯。節約用地成為各地民居建造所追求的目標。如北京四合院取消了圍繞全宅的更道,使平面更緊湊。晉中一帶民居部分房屋改為兩層或三層。東南沿海地區市鎮發展沿街巷或河濱的聯排式小型民居。粵閩沿海地區用地更為緊張,當地人民創造了一種單開間、長進深的民居形式,進深長達四、五間,粵中稱之為“竹筒屋”,以形容其瘦長。由于人口增長的壓力,黔、桂、川、湘等地區的少數民族進一步開發山區耕地,移家上山,在山區及丘陵地區建房為清代民居的一個重要特色。另外,在貴州、湘西、桂北地區建造吊腳樓式民居以利用河坡地已成為當地慣用形式。由于房屋較前更為密集,防火問題則更為嚴重,因此封火山墻形式成為南方民居的普遍形式,并創造出各種優美的山墻造型,構成有特色的城鎮街景。

  清代手工業與商業有長足的發展,商品經濟對民居的影響逐漸具體化,如集鎮中手工作坊或商店往往與住房相結合,各地出現了一種前店后宅的住宅形式。在江南水鄉集鎮的二層樓房則采取下店上宅的形式,店房門板白天完全敞開,進行生產或售貨。前店后宅式民居也應用在陜南、四川、湖廣等地。此外,山西平遙、太谷一帶的票號住宅(即從事銀錢借存的原始銀行)亦為前店后宅式。浙江、北京等地尚出現了專供出租的民居形式,成批建造,形式雷同。

  清代的手工藝術品制作十分發達,在民居建筑上,引用工藝技法裝飾內外檐裝修,形成清代建筑藝術上的裝飾主義傾向。對民居裝飾藝術影響最大的是雕刻技藝,廣泛用于墀頭、影壁、門樓、垂花門、撐拱、廊內軒頂、門窗欞格、室內裝修、花罩、梁架構件等部位。其中磚雕盛行于徽州、蘇州、佛山、潮汕、北京、河州(臨夏)等地,木雕盛行于東陽、蘇州、徽州、劍川等地。除了木結構構件的裝飾加工以外,有些隔扇、門窗以木雕式的花板裝飾心板是清代的特色,其中以東陽、大理兩地最為精細復雜。石雕盛行于河北曲陽、浙江青田和紹興、福建惠安和晉江、廣東潮汕等地,其中以紹興的石漏窗、潮州的陰刻石板畫最為精致。在云南大理廣泛用大理石作壁面裝飾,四川等地用瓷片裝飾屋頂屋脊,閩南大型民居油飾喜用貼金工藝等。

  為了恢復被戰爭破壞的生產力,清初至清中葉持續地進行頻繁的國內移民活動,以調整全國勞動力的分布情況,移民活動同時也將民居形制和技術介紹到其他地區。如清中葉政府以“借地養民”的名義移民墾荒,自河北遷徙農民進入哲里木盟,又從山西北部及陜西遷民至集寧、伊克昭盟,使得內蒙古南部牧區逐步農業化。這個新開發區的民居形式多為晉陜形式,即院落狹長,廂房多為“三破二”的短進深房屋,還有山西慣用的錮窯形式。明末四川由于戰亂,人口銳減,大量兩湖及廣西居民遷入四川,有的集鎮全部是外省人,故川南一帶的民居形式明顯帶有兩湖的風格,大門采用墻門形制,墻面上浮貼磚牌坊。乾隆二十七年(1762年)平定新疆準噶爾部的叛亂以后,經營烏魯木齊、伊犁一帶一百二十余城,駐兵屯田,以漢兵屯種,攜眷移戍,其中還包括有八旗兵、蒙古兵、綠營兵等,造成北疆地區具有各種風格的民居形式共存現象。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在“改土歸流”過程中,亦有大量漢民移入,這也影響了當地少數民族民居形式的變化。從明末至清代有大批福建莆田、漳州及廣東潮汕居民遷入臺灣的臺南、高雄一帶,所以現在臺灣古代民居大部分為閩南式民居,而原土著的高山族民居反而成為鳳毛麟角。

  中國傳統民居向來以使用木材為主要結構材料,但入清以來木材積蓄日漸稀少,迫使匠人及業主不得不另尋新的結構材料及構造形式,以滿足大量民居的建造。最顯著的一點是,硬山擱檁式結構自清中葉以后在國內南北各地發展起來。粵閩的“竹筒屋”就是采用擱檁式結構。一些古老的建造方式,如土窯洞及石頭房子,不僅沒有被淘汰,而且進一步煥發了新的生機。就是仍然使用木構架的民居,亦經過改進而節約了用材量。與明代住宅相比較,清代住宅的柱徑、檁徑、梁枋斷面等明顯變小變細,一些不必要的斗拱構件全部消失,大的月梁造型也以直梁代替,蘇州等江南一帶更發展用圓木作梁架,以減少邊材的損失。可見木架構造的簡化及磚石的廣泛采用是民居結構發展的大趨勢,這就引起了民居外貌的巨大改變。

  此外,由于社會的經濟財富相對集中于一大批富商、官僚手中,使他們有可能建造規模宏闊、質量考究、院落相套的大宅院,并附建有花園、花廳等。基于防衛的要求,很多大宅院多建有碉樓、炮樓,以及避難樓等設施。東南沿海村鎮亦建有碉樓,或在樓房民居外墻增設炮眼以防盜。